大學教授撰文揭露中國大學“五種病”
十多年來，高等教育規(guī)模擴大，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大學教育規(guī)模最大的國家之一。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更多年輕人上了大學，這是巨大的成就。但從多數(shù)大學目前的情況看，前進中也出現(xiàn)新的問題。一級教授、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特撰文，指陳其五種“重病”——
“一病” 市場化
這些年基礎(chǔ)教育的投入的確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賬很多。國家投入不夠，學校要自己去賺錢，不少大學只好不斷擴招，靠獲取學費來維持運行。還有就是“創(chuàng)收”（這個詞對于學校來說很不好），辦各種班，賺了一些錢，可是風氣壞了，人心野了，老師哪有心思教學？
進北大校園看看，太熱鬧了，到處都是廣告橫幅，什么班都可以進來辦，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賺錢班。誰有錢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講臺。結(jié)果弄得大學生剛進來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種賺錢門道。什么時候能讓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氣氛呢？
再說老師的心態(tài)也受到影響。我們許多教授往往身兼數(shù)職，有的很少時間真正放在教學上、放在學生的學習上。現(xiàn)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為什么？全部為自己的利益去了。師資外流現(xiàn)象非常嚴重，更嚴重的是敗壞了校風。
“二病” “項目化生存”
所謂“項目化生存”，是對那種沒完沒了爭做各種項目的描述，特別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沒有多少學術(shù)價值的項目，不斷對付著做，實在浪費人生，浪費資源。
為什么要這樣？年輕的老師不申請項目是不可能的，因為現(xiàn)有學術(shù)生產(chǎn)管理體制有這種量化要求，特別是理科與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過項目來實行的。還有，就是追逐利益，項目都有錢，有些老師其實就是奔著錢去申請項目的。這其實也是市場化的弊病。
現(xiàn)在，學術(shù)會議、成果鑒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過程普遍玩手段走過場，吃喝、游玩、送禮、拉關(guān)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實質(zhì)內(nèi)容�，F(xiàn)在很多人當上教授就整天過“項目化”生活了，很少給本科上課，是不正常的。
“三病” 平面化
大學合并，本來也有好處，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形成的分工狹窄、體制封閉、低水平重復、小而全的高校辦學模式。但許多大學合并，就是貪大求全，原有一些傳統(tǒng)特點就丟失。
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并了，規(guī)模之大，令人感嘆：不是吉林大學在長春，而是長春在吉大了。武漢原來有個水利學院、還有個測繪學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學時就知道，現(xiàn)在合并到武漢大學了，融合一塊了。北大幸虧沒有和清華合并。大學辦學個性與特色的丟失，是個大問題，現(xiàn)在都“平面化” 了。
“四病” 官場化
現(xiàn)在是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學校也有所謂副部級、正廳級等等之分，動機也未必是壞的，可能是為了幫助學校爭取資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長學校的官本位風氣，以致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有點可悲。
管理對于學校教學科研的運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領(lǐng)導，而是服務教學科研（不是服務教師）。管理做好了應當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應當是當官。
許多大學的官本位已經(jīng)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職，地位就比教授、老師、學生要高，甚至動輒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一個體制下面，怎么可能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風。
“五病” “多動癥”
教育有滯后性，不能老是變動。有些試驗要跟蹤多年才能下結(jié)論。比如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jié)，我稱之為“無疾而終”。北大本科教育還是比較成功的吧，為什么要大動干戈？即使試驗，也要有個過程，有跟蹤。
上級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動”。但學校應當有自己主心骨，盡量抑制“多動”。我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國大學的中文系幾乎全都“升級”為學院了，我說不必去跟風，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針對“多動”，我們這些年提倡“守正創(chuàng)新”，在比較艱難的條件下，教學科研以及課程建設(shè)還是維持在較好的水平。這也得益于北大的寬容，校方?jīng)]有逼著我們“多動”。
辦教育和辦工廠不一樣，教育需要積累，不宜變動太過頻繁。我們把“守正”放在“創(chuàng)新”前面，是想說明繼承優(yōu)良學術(shù)傳統(tǒng)的重要性、基礎(chǔ)性，不贊成浮躁的教育“大躍進”。我們能做的不過是要堅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將之付諸于積極的建設(sh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