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是一種無形的怪物，是無休無止的擔心和憂慮，工作的辛苦、身體的疲憊與它相比都微不足道。由于我工作的不穩定性，我沒有一天能暫時逃脫掉壓力的吞噬，每天入睡前都在著急地想，如果明天沒有工作，這個星期就不能交給斯考特足夠的錢，他就會馬上去領救濟，所有的這些辛苦就終將是白費……在這方面斯考特沒有表示出任何體諒的態度，沒有說過一句安慰的話。他讓我堅信如果今天我拿不出足夠的錢，或者是由于什么小事惹得他不高興了，明天他就會去找政府。
以前我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過看人臉色的生活，幾次看見斯考特那副安然自得的樣子，我的心里總是冒出一股火來，對自己說，老子不干了，簽證不要了，什么大英帝國，去你的吧！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竟然一直忍了下來。這一點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曾經無數次地問過自己：這一張簽證對我到底意味著什么，要在這里過著這樣的日子？問來問去沒有答案。
我的樂隊這時已經有了相當的起色，被一位有名的樂評人看中以后在報紙和電臺大做宣傳，也簽下了與唱片公司和經紀人公司的合約，出版單曲以后開始在倫敦和其他城市小有名氣�；蛟S是東方女孩對于這里的觀眾來說既新鮮又神秘，每次演出都會出現瘋狂的場面，造成一陣小小的轟動。但我們的經濟狀況仍然沒有得到任何改善，每個成員都有一份跟音樂完全無關的工作來養活自己，這在倫敦的音樂圈里是很普遍的事情。我的生活仿佛被分割成毫無關聯的三個部分，由我扮演著截然不同的三個角色：舞臺上傲視一切的藝人，白天揮汗如雨、沒有姓名的打工者，還有從前生活中那個真實卻已經遙遠的我。
我的樂隊曾經應邀參加拍攝后來去戛納參展的電影《冷魚》(ColdFish)。那一天我穿著一件VivianWestwood設計的上衣，站在舞臺上輝煌耀眼，幾乎震懾了臺下所有的工作人員，贊美和欣賞的目光不時向我投來。最后一組鏡頭拍完是早上六點，導演和攝像把我親自送上車，握著我的手說一定要和我再度合作。一夜沒睡的我匆匆回到家里，換上工作服，立刻坐公共汽車去醫院開始一天的工作。那是一種奇怪的感覺，兩種身份的突然變換像是幻覺，但它卻是我無法逃避的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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