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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讀到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知名大學，卓越校長——麻省理工學院與研究型大學的作用》一書，頗有感觸。該書是1990至2004年間任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的查爾斯?維斯特13個校長年度報告的匯集。維斯特是美國很有影響的一位大學校長，學術界贊譽不絕，如“模范大學校長”，“一位富于創新精神的大學校長”，“一位富于想象與靈感，敢于直面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而又充滿活力的思想家”……不一而足。美國大學校長年度報告是校長的辦學治校理念、思路和方略的集中反映，因此，這個匯集是了解MIT如何成為并長期保持為世界知名大學的鑰匙，對我國大學建設世界知名大學無疑有極大的借鑒價值。

　　與我國一些正在建設“世界知名大學”的校長的辦學治校方略不同，維斯特的治校思路完全不是僅僅從MIT出發的。他到校近一年才發布的就職演說，取名為“MIT：塑造未來”，就明確宣布：“大學應該沖破學校藩籬，致力于推動世界變革”。在這篇演說中他從全球時代的視野描繪了美國的變化，從而“有目的地引導院校自身發展”，確定“面向未來的MIT教育”的任務。他申明：“MIT從屬并服務于美國”，以政治家的抱負，試圖通過MIT來尋求塑造美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這樣，他高屋建瓴，一下子把建設知名大學的任務與建設知名國家，甚至構建明天世界這樣的重大任務聯系起來了。正像美國工程院前院長，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前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諾曼?奧古斯丁在文集“前言”中所說，文集“對于曾經遭遇的MIT主要內部挑戰幾乎略而不談，而是把焦點集中在學術、科學和技術領域，事實上也是整個國家與世界面臨的更廣泛的政策議題上，使得這些難題看來容易些，進而顯得有可能駕馭”。時下我們常常聽到有用“大手筆”來形容的一件宏偉計劃或卓越項目的，這就是“大手筆”!它是以視野的高闊和戰略目標的宏遠來奠基的。

　　MIT當然不是一所綜合性大學。維斯特也沒有企圖使她成為綜合性大學。但是，維斯特意識到，當前全球問題和美國面臨的挑戰與機會，包括環境惡化、知識經濟、信息社會、世界成為地球村等等，恰恰都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結果，“解鈴還需系鈴人”，問題的解決也必須依賴于科技。MIT曾經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對國家政治經濟決策，乃至對全球發生過重大影響，她所靠的是科技。MIT要繼續引領美國的發展，就要在對國家經濟政治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領域發揮領軍作用，由此他勾勒出MIT學科建設的藍圖，把研究工作的重點放在“三O”上，即info、bio和nano (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上。但是，“今天，科學與技術、文化和政策、工業和政府、生產與溝通前所未有地交織在一起。……科技實踐者也需要將工作其中的世界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MIT要進一步把基礎科學融入到工程教育與實踐中去，在管理(其斯隆管理學院在商界的聲譽如日中天)、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上，努力達到平衡，使其以小而精、具有特色著稱于世(其建筑設計要展現人類最高的文化藝術洞察力);同時要在數學、物理和生命科學之間達成平衡。

　　科學技術一方面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帶來眾多的問題。美國社會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日益多元化、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青年對科學技術缺乏熱情、政府與企業對基礎研究的興趣與支持削減(美國政府取消支持超導超級對撞機、拒絕核聚變項目)，如此等等。這些問題既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對MIT的運行造成重要影響。維斯特從維系國家發展命脈的視角出發，一方面積極促進MIT的變革，如保證少數族裔和婦女進入大學和在其中發揮作用等;另一方面，MIT利用自己的創造才能與完成重大項目的能力使美國繼續保有其經濟的競爭力，同時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促使政府改變政策，重樹美國的科技信心。維斯特堅信：“教育實力是經濟和社會繁榮的先決條件。教育能推動國家進步;未來屬于理解這一點的人們”。

　　維斯特當然感受到時代變化與美國政府政策變化給MIT造成的困難，諸如基礎研究經費的削減、在給予學生助學金政策上的混亂等，在處理這些問題上，以及在處理教師中教學與研究的矛盾，允許MIT約2000門課件可以免費提供全世界使用而不管知識產權的訴求等問題上，維斯特表現了他獨特的、高瞻遠矚的見識、膽識與決策能力。他一方面與政府據理力爭，并使MIT實際上獲得了大量財政收入，包括60多億美元的捐贈;另一方面，他堅持“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奇妙結合”是造成世界較佳學府的基礎，“本科課程與教育構成學校的核心，是使我們在全國和世界上居于領導地位的關鍵所在”。他要求一年級學生住校，以增強他們的團隊精神和合作意識，在學術上盡早融入MIT;在多元化時代，他強調要實行“兼容并包”，但同時又必須“凝聚共識”;他要求教師對學生負有集體責任，不僅要在課堂上給學生以教育，還要言傳身教，在課余以自己的行動給學生作榜樣，對教師課余兼職也作了嚴格的規定。他充分認識新時代學術界、企業與政府角色的演變，要求MIT的教育引領工程與管理的變革，并在校內成立了工業關系委員會，環境委員會等組織，以加強與企業界的聯系，協調處理一些新關系;他還要求學校管理也要適應新形勢，講究效率與效益。這些都顯示維斯特的與眾不同。

　　和我們一些大學校長熱衷于所謂“世界知名大學”的指標體系不同。在這本書中，你找不到對大學“指標”的描述。我不否認，研究一下“世界知名大學”的定量指標體系并非完全沒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們在建設知名大學過程中把這種指標看成是什么衡量大學水平的標準，忘記了國家、甚至世界在前進道路上所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會“丟了西瓜，撿了芝麻”，與真正建成知名大學南轅北撤。我始終認為，知名大學之所以成為知名大學，就在于他在使國家成為知名強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發展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但是，中國要真正成為世界知名經濟、科技、文化強國，不僅在總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我們面臨大量我們自己和西方發達國家過去從未遇到過的問題，如13億人口、8億農民(或“三農問題”)、地區差別、發展

　　近日讀到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知名大學，卓越校長——麻省理工學院與研究型大學的作用》一書，頗有感觸。該書是1990至2004年間任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的查爾斯?維斯特13個校長年度報告的匯集。維斯特是美國很有影響的一位大學校長，學術界贊譽不絕，如“模范大學校長”，“一位富于創新精神的大學校長”，“一位富于想象與靈感，敢于直面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而又充滿活力的思想家”……不一而足。美國大學校長年度報告是校長的辦學治校理念、思路和方略的集中反映，因此，這個匯集是了解MIT如何成為并長期保持為世界知名大學的鑰匙，對我國大學建設世界知名大學無疑有極大的借鑒價值。

　　與我國一些正在建設“世界知名大學”的校長的辦學治校方略不同，維斯特的治校思路完全不是僅僅從MIT出發的。他到校近一年才發布的就職演說，取名為“MIT：塑造未來”，就明確宣布：“大學應該沖破學校藩籬，致力于推動世界變革”。在這篇演說中他從全球時代的視野描繪了美國的變化，從而“有目的地引導院校自身發展”，確定“面向未來的MIT教育”的任務。他申明：“MIT從屬并服務于美國”，以政治家的抱負，試圖通過MIT來尋求塑造美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這樣，他高屋建瓴，一下子把建設知名大學的任務與建設知名國家，甚至構建明天世界這樣的重大任務聯系起來了。正像美國工程院前院長，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前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諾曼?奧古斯丁在文集“前言”中所說，文集“對于曾經遭遇的MIT主要內部挑戰幾乎略而不談，而是把焦點集中在學術、科學和技術領域，事實上也是整個國家與世界面臨的更廣泛的政策議題上，使得這些難題看來容易些，進而顯得有可能駕馭”。時下我們常常聽到有用“大手筆”來形容的一件宏偉計劃或卓越項目的，這就是“大手筆”!它是以視野的高闊和戰略目標的宏遠來奠基的。

　　MIT當然不是一所綜合性大學。維斯特也沒有企圖使她成為綜合性大學。但是，維斯特意識到，當前全球問題和美國面臨的挑戰與機會，包括環境惡化、知識經濟、信息社會、世界成為地球村等等，恰恰都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結果，“解鈴還需系鈴人”，問題的解決也必須依賴于科技。MIT曾經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對國家政治經濟決策，乃至對全球發生過重大影響，她所靠的是科技。MIT要繼續引領美國的發展，就要在對國家經濟政治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領域發揮領軍作用，由此他勾勒出MIT學科建設的藍圖，把研究工作的重點放在“三O”上，即info、bio和nano (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上。但是，“今天，科學與技術、文化和政策、工業和政府、生產與溝通前所未有地交織在一起。……科技實踐者也需要將工作其中的世界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MIT要進一步把基礎科學融入到工程教育與實踐中去，在管理(其斯隆管理學院在商界的聲譽如日中天)、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上，努力達到平衡，使其以小而精、具有特色著稱于世(其建筑設計要展現人類最高的文化藝術洞察力);同時要在數學、物理和生命科學之間達成平衡。

　　科學技術一方面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帶來眾多的問題。美國社會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日益多元化、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青年對科學技術缺乏熱情、政府與企業對基礎研究的興趣與支持削減(美國政府取消支持超導超級對撞機、拒絕核聚變項目)，如此等等。這些問題既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對MIT的運行造成重要影響。維斯特從維系國家發展命脈的視角出發，一方面積極促進MIT的變革，如保證少數族裔和婦女進入大學和在其中發揮作用等;另一方面，MIT利用自己的創造才能與完成重大項目的能力使美國繼續保有其經濟的競爭力，同時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促使政府改變政策，重樹美國的科技信心。維斯特堅信：“教育實力是經濟和社會繁榮的先決條件。教育能推動國家進步;未來屬于理解這一點的人們”。

　　維斯特當然感受到時代變化與美國政府政策變化給MIT造成的困難，諸如基礎研究經費的削減、在給予學生助學金政策上的混亂等，在處理這些問題上，以及在處理教師中教學與研究的矛盾，允許MIT約2000門課件可以免費提供全世界使用而不管知識產權的訴求等問題上，維斯特表現了他獨特的、高瞻遠矚的見識、膽識與決策能力。他一方面與政府據理力爭，并使MIT實際上獲得了大量財政收入，包括60多億美元的捐贈;另一方面，他堅持“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奇妙結合”是造成世界較佳學府的基礎，“本科課程與教育構成學校的核心，是使我們在全國和世界上居于領導地位的關鍵所在”。他要求一年級學生住校，以增強他們的團隊精神和合作意識，在學術上盡早融入MIT;在多元化時代，他強調要實行“兼容并包”，但同時又必須“凝聚共識”;他要求教師對學生負有集體責任，不僅要在課堂上給學生以教育，還要言傳身教，在課余以自己的行動給學生作榜樣，對教師課余兼職也作了嚴格的規定。他充分認識新時代學術界、企業與政府角色的演變，要求MIT的教育引領工程與管理的變革，并在校內成立了工業關系委員會，環境委員會等組織，以加強與企業界的聯系，協調處理一些新關系;他還要求學校管理也要適應新形勢，講究效率與效益。這些都顯示維斯特的與眾不同。

　　和我們一些大學校長熱衷于所謂“世界知名大學”的指標體系不同。在這本書中，你找不到對大學“指標”的描述。我不否認，研究一下“世界知名大學”的定量指標體系并非完全沒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們在建設知名大學過程中把這種指標看成是什么衡量大學水平的標準，忘記了國家、甚至世界在前進道路上所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會“丟了西瓜，撿了芝麻”，與真正建成知名大學南轅北撤。我始終認為，知名大學之所以成為知名大學，就在于他在使國家成為知名強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發展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但是，中國要真正成為世界知名經濟、科技、文化強國，不僅在總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我們面臨大量我們自己和西方發達國家過去從未遇到過的問題，如13億人口、8億農民(或“三農問題”)、地區差別、發展與資源矛盾、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同時，還要處理中國崛起與世界的關系、如何把中國文化融合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使之發揚光大等問題。所有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前人從未解決過的，是現有發達國家從未遇到過，因而無從借鑒的，需要我們發揮創造性，從經濟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上，從政治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設上，從文化的多元包容和繼承出新上，在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上，我們都需要不僅在思想、理論、觀念和體制上，而且在科學技術和物質層面上的創新。我們中國人將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屹立于世，并將給世界以重大影響。大學在這里應該起到引領的作用。

　　說到“大學引領社會”，有人總認為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認為這是黨和政府的事，要大學來承擔是“超權”。所謂“引領”，當然不是政治領導。大學的引領作用，首先表現在他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應當是未來社會的領袖人物，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其次，大學應當提出領導時代潮流的創新的思想、理論和觀念，有助于解決國家前進中的重大問題，引領時代進步潮流;第三，在科學技術上有重大創造發明，能促使科技、經濟發生重要變革，能引導、開拓科學走向嶄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來社會的，是為下一代人的，大學不能做到這樣的要求，怎么能說是“知名”?

　　正因為這樣，知名大學要求其校長應該是洞察社會問題癥結、深諳其診治綱要的政治家，對社會前途富于想象力與充滿前瞻的思想家。這就是我們從本書學到的建設世界知名大學最主要的道理。國家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并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但需要在確定校長的使命和職責，在遴選校長中真正貫徹實施。對于爭取成為知名大學的校長則需要自覺，盡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沒有這樣一種意識是大學能不能成為“知名”的關鍵!

與資源矛盾、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同時，還要處理中國崛起與世界的關系、如何把中國文化融合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使之發揚光大等問題。所有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前人從未解決過的，是現有發達國家從未遇到過，因而無從借鑒的，需要我們發揮創造性，從經濟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上，從政治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設上，從文化的多元包容和繼承出新上，在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上，我們都需要不僅在思想、理論、觀念和體制上，而且在科學技術和物質層面上的創新。我們中國人將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屹立于世，并將給世界以重大影響。大學在這里應該起到引領的作用。

　　說到“大學引領社會”，有人總認為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認為這是黨和政府的事，要大學來承擔是“超權”。所謂“引領”，當然不是政治領導。大學的引領作用，首先表現在他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應當是未來社會的領袖人物，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其次，大學應當提出領導時代潮流的創新的思想、理論和觀念，有助于解決國家前進中的重大問題，引領時代進步潮流;第三，在科學技術上有重大創造發明，能促使科技、經濟發生重要變革，能引導、開拓科學走向嶄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來社會的，是為下一代人的，大學不能做到這樣的要求，怎么能說是“知名”?

　　正因為這樣，知名大學要求其校長應該是洞察社會問題癥結、深諳其診治綱要的政治家，對社會前途富于想象力與充滿前瞻的思想家。這就是我們從本書學到的建設世界知名大學最主要的道理。國家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并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但需要在確定校長的使命和職責，在遴選校長中真正貫徹實施。對于爭取成為知名大學的校長則需要自覺，盡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沒有這樣一種意識是大學能不能成為“知名”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