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國比英國大得多、也富裕得多,但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學中僅有5所是美國的大學、前50中僅有18所。
歐洲大陸那么多大學居然沒有一所大學能排進前十名,排進前五十名的也只有4所。
人們會想當然地認為,政府會謹慎地對待高等教育改革。
但這么想你就錯了。
去年底,英國商務、創新與技能部(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公布了一份名為《發揮我們的潛能》(Fulfilling our Potential)的討論文件,其中提出了激進的新方案。
核心主張在于,“放開這一行業,引入來自新的高質量教育提供商的更激烈競爭?!?/span>
這些提供商(有些是私營企業)將發現,成為“大學”、并頒發自己的學位,是相當容易的。
它們將可以進入、也可以退出該行業。
此外,政府已取消了學生貸款發放人數限制。
但政府并未設定學生貸款獲得者所需滿足的最低學業標準。
問題部分在于,把高等教育視為一門生意是否合理。
政府看到了問題,但低估了問題。
從誕生之日起到現在,大學一直是一種特殊的機構:一個由老師和學者構成的團體。
大學的宗旨是產生并傳播智慧,代代相傳下去。
大學是人類文明的驕傲。
大學既不是企業,也不是培訓學校。
對于以上這些,該討論文件幾乎絲毫沒有提到。
濫用一個標簽或許無關緊要;認不清大學的角色,關系就大了。
然而,眼下的擔憂是,構建競爭性市場的條件是否已經具備。
高等教育長期以來一直是由特殊機構提供的,這有充分的理由。
顯然,學生們并不理解他們購買的教育服務:購買教育服務之后,他們才成為學生。
他們所獲得服務的價值可能許多年后才會顯現出來。
他們看重學校的聲望。
因此,他們一定認為,大學也關心自己的聲望。
這就是大學歷史悠久如此重要的原因。
此外,對于這類復雜活動的外部監管,始終很難抵消利益沖突。
在大學的例子里,政府通過向學生提供貸款負擔了學費,這些貸款是必須償還的,還多還少則基于學生的收入:收入越低,償還的貸款就越少。
于是,對學生們而言,一段教育經歷不成功的風險被(恰當地)限制了。
但這也為那些唯利是圖的企業提供了可乘之機。
政府無論如何都將負擔學費。
如果學生未能成才,那么,納稅人將承受損失。
尤其是在沒有設立嚴格的入學門檻、也沒有設定最大招生人數的情況下,這樣的教育服務提供商將有強大動力招收盡可能多的學生,不管他們的培養結果會如何。
許多學生什么也不懂。
如果他們懂得多一點,他們會知道,自己承擔的成本很少,從而感到安慰。
在討論文件中,所有這一切的應對方案就是“基于風險的”監管。
但值得懷疑的是,這些風險能否被充分識別。
納稅人要承擔的風險肯定不小。
要知道,來自歐盟(EU)的學生也有資格獲得同等條件的貸款。
但讓他們償還貸款又很難。
那些唯利是圖的教育服務提供商肯定會對他們趨之若鶩。
另外,還要知道的是,正如英國大學與科學國務大臣喬?約翰遜(Jo Johnson)所指出,“高校畢業生與非高校畢業生的收入差距在縮小,而且……不少高校畢業生走上了不要求高等教育文憑的工作崗位?!?/span>
這無疑反映出一條事實:從邊際角度而言,學生和課程的質量均已開始下降。
得到納稅人資金支持和國家補貼的營利性無限擴招憑什么能解決這一問題呢?
似乎不太可能。
政府聲稱,教育提供商可相對容易地被安排退出,這也是不合理的。
一家大學機構退出,必將傷害其過去授予了學位的無辜學生。
一家成功的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具備的一項特征就是長久存續。
以上并非否認教育行業面臨諸多挑戰,特別是鑒于眼下人們對它寄予了厚望。
不過,過去放松金融管制的經歷讓我們知道,用納稅人的錢補貼追逐風險的企業會對無知的顧客造成怎樣的風險——即便這些企業接受外部監管。
由政府支持、但市場化的高等教育體系是容易產生弊端的。
政府希望能夠通過監管管理好存在的風險。
但經驗表明,它的希望可能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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